红色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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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已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八十年历程,我也忠心耿耿地跟党走了60多年,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鬼,到了将近耄耋之年的老人。
每当7月1日,我总要欢庆党的生日,回忆党指引我走过一程又一程艰难的斗争岁月。
60年前,当我们正与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作殊死战斗的时候,国民党却制造了为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使坚持抗日的新四军皖南部队9000余人,遭到了覆灭之灾。我不幸于这次反共高潮中,在金华被国民党的军统特务逮捕,1941年1月26日押解到上饶宪兵第八团团部,次日囚于黑狱茅家岭,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上饶集中营的十八层地狱的最下层。
不久,皖南被俘的新四军战士押解到了上饶郊区的上下周田。特务遂在这片山坳里强占民房,筑起围墙,架上铁丝网,布了层层岗哨,建立了上饶集中营,却美其名曰:第三战区特别训练班和军官大队。在这里他们极尽其迫害、残杀共产党人的能事。
压迫愈甚,反抗愈高,斗争也愈巧妙。那时候,我们这批被囚禁的爱国“囚徒”,除冯雪峰、冯达飞、李子芳等几十位老同志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党员外,多数人都很年轻,不少人是党的同龄人,有的还只有十六七岁,都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入党的,只有二三年的党龄,应该说还是新党员。但是,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多数人始终保持旺盛的政治热情和对党的坚定信念,逐步成长起来。
1941年7月1日,是党的20周年生日。当时我们一定要设法纪念这个光辉的日子,以显示我们不屈的力量。
临近“七·一”,集中营三队秘密党支部,缜密地分析了狱中同志的心情,认为越是困难的环境里,越是要表现出我们坚定的信念。于是,一场巧妙的纪念党的生日的活动,在残暴的特务和狠毒的鹰犬的严密监视下,悄悄地酝酿着,进行着。开会,做报告,写纪念文章,在集中营里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个同志提了建议:“红色,是革命的象征,也是国民党最害怕的,‘七·一’那天,我们要拿出红色的东西,向敌人示威!”
党旗,永远在我们心中。我们都曾经庄严地在党旗面前举手宣誓:在党旗和军旗的指引下,勇敢地与敌人搏斗。“做面党旗吧,我们多么想念党呀!”
但是,不行。在集中营里,既买不到红布和红纸,又弄不到剪刀,更不可能做党旗。那么,有什么红的东西呢?既要使大家引起联想,增强对党的信念,又不能让敌特找到迫害我们的借口。大家搜肠刮肚,苦苦地思索着。
“有了。”一个同志高兴地说,“买几小坛红腐乳,每人分一块,就说是打‘牙祭’,敌人是嗅不出异味的。”
另一位同志补充说:“再买几罐红辣椒酱,放在红腐乳上,这叫做红上加红,正好表达我们现在的心情和信念。”
“好呀,红上加红!”但是,哪里能弄到钱去买红腐乳和红辣椒?
正在为难的时候,后来壮烈牺牲在崇安的王铁夫同志笑了笑说:“我有!”
大家惊奇地望着他那颀长的身躯和发亮的眼睛,好像在问:你哪里来的钱呀?
他继续笑着说:“现在天气已经暖和,我这件毛线背心用不着了,明天托宪兵拿到上饶去当掉,然后把红腐乳和红辣椒买回来。”
“七·一”这天,同志们的饭碗里,都放了一块鲜红的腐乳,一小撮红艳艳的辣椒。
同志们望着这不寻常的红腐乳和红辣椒,不禁在心底深处,向党宣誓:一定要红上加红,经得起任何严峻的考验。
那些狗特务看着我们用红腐乳蘸着红辣椒,吃得眉开眼笑,满头是汗,也有些眼红了,一个特务凑过来说:“这红腐乳好香呀。”“红腐乳分完了,红辣椒还有一点,你们也尝一尝吧!”王铁夫随手把分剩下来的红辣椒拿出来。
那个馋鬼挟了一大撮忙往嘴里塞,还没有咽下去,连声叫:“辣死我了,辣死我了!”同志们捂着嘴在笑。第二天一早,三队的同志突然被紧急集合起来,罚在山坡上跑步,一圈又一圈,不停地跑。那个姓曾的杀人不眨眼的特务中队长,脸上暴起条条青筋,怒吼着:“你们这些共产党,胆子太大了,竟敢在我们眼皮底下,纪念你们党的生日。今天罚你们跑一个上午。”
同志们顽强地跑着,坚持着,微笑着:我们在任何艰难险阻下,都是党的忠实儿女,决不向迫害我们的敌人妥协。
这些情景,已经60年过去了,但仍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好像就是昨天发生的事一样,那么新鲜,那么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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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大江南北》作者 李士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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