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石连州

(水石连州NO.1469)
　　提到我国农村的改革，大家首先都会想到安徽的小岗村。1978年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把原本属于集体的土地承包到了个人，小岗村的18位农民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其实，在中国还有一个农民提出包产到户的时间要比小岗村早得多。1972年，在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岗公社迴龙大队社员、共产党员张裕古缘于当时生存的艰难，穷则思变，带头包产到户。但是，和小岗村的这十几位农民的命运不同的是，张裕古却因为提出包产到户而被开除了党籍，后来还为此被关进了监狱。直到1981年底，广东省韶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张裕古的案件进行了再次审判，撤销过去的裁定，改判张裕古宣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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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裕古提出包产到户以及后面发生的曲折已经过去近三十年了。当年，有一个他并不认识的人亲自目睹了这一冤假错案后，开始替张裕古申诉，并和新华社高级记者李炽良一同为这个错案反复调查申诉，最终推动这一错案平反，他就是广州军事体院教授吕造新。记者为此联系到吕造新同志和新华社高级记者李炽良同志，请他们与我们共同回眸这段历史，讲述这个案情的来龙去脉，让尘封了的这段历史再现，感受共和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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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造新讲，张裕古是广东连南县寨岗公社迴龙大队第一生产队社员。张裕古开始包产到户可以说是最早的，早在1972年的时候，当时还在生产队担任干部的张裕古就提出了包产到户。张裕古当时全家十口人，上有老母，下有七个子女，仅有他本人是全劳动力。一年下来，全家做工的分红所得不够从生产队购买口粮，经济窘迫，生活艰难，生产队其他社员的生活比张裕古家也好不了多少。面对这种困境，张裕古和大伙都主张要把生产队再分小一点，提来把大队分成小队，最后小队实际上又变相成了包产到户。按当时的说法，这叫社员闹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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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春节后的一天晚上，张裕古家聚了满屋人，有14户户主在一份写给迴龙大队要求分队的报告上签名盖章。这以后，只要大家三三五五在一起，都把分队或是单干的事作为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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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员闹分队要单干的呼声，给当时的生产队长张坤城造成很大压力，他经过一番考虑，提出不再当生产队长了。这时，正值1972年春耕大忙时节。因一时没有大家都满意的生产队长人选，春耕生产没有很好组织领导，致使一批秧苗被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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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很快引起生产大队和公社领导的注意。他们认为张裕古闹分队要单干是春耕生产没有搞好的主因，因而把矛头直指向张裕古。很快搜集和整理了他的材料，迴龙大队1972年4月16日上报公社的材料中，给张裕古罗列了一堆问题：“挑起封建宗派，闹分裂，搞分队，严重破坏春耕生产。”建议开除他的党籍。1972年9月4日，连南县党委决定给予张裕古开除党籍处分。然而，开除党籍后来张裕古索性一直坚持单干下去，反而实现了他多年来自己想单干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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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初，当时的连南县还没有实行包产到户，一个生产队的社员被分成几个耕作组集体劳动，集体收割。春节后张裕古外出打工，眼看春耕时节临近，他还没有回来。生产队怕影响春耕，便决定将他家按人口平均应占田亩数额4.8分水田划分出来给他家自己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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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裕古及家人全身心地投入了春耕，起早贪黑，辛勤耕耘，禾苗长势很好，丰收在望；反观生产队集体经营的禾苗，相比却逊一筹。此事遂引发大队、公社有关领导的关注。他们认为张裕古这样搞影响恶劣，便先后数次劝告张裕古重新将田亩并入集体，不能单干。但张裕古认为是生产队同意自己这样做的，说不上有错，仍然坚持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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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夏天，张裕古家经过半年的辛勤劳作，他家里的4亩多稻田终于收割完了，当年夏收，张裕古种的早稻除了交够公粮，留足口粮，还有余粮出卖获得大丰收。上半年尝到了包产到户的甜头，张裕古决定下半年继续单干，就在张裕古一家人都在忙着准备下半年农活的时候，生产队通知张裕古，说公社领导要求张裕古下半年必须归队，不准继续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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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公社领导的命令，张裕古却坚持要继续单干，不肯归队。1979年7月的一天，正当张裕古在自己的田里插秧的时候，寨岗公社突派公社干部、各大队干部、公安干警近百人来到张裕古承包的田段。先将其秧苗毁坏，后将生产队的秧苗稀稀疏疏地插播在张承包的田段上，总共插秧不到一分田，便匆忙驱车撤出。事后，张裕古好不容易在亲朋相助下，才找到秧苗并插完自家的4.8分田。自后，禾田的施肥、除虫中耕等一整套田间管理，均由张夫妇二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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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10月，收割在即。但是，令人难于置信的事情又发生了。10月22日寨岗公社竟派出公社、大队干部、公安干警近百人驱车到张裕古承包田段强行抢割稻子，并将稻谷置放于一个个的麻袋中。面对公社如此兴师动众的强蛮行为，张裕古情急之下回家拿起一把菜刀直奔田间，将一装满稻谷的麻袋砍了一刀，以示抗议。待公社来人撤走后，张裕古和自己的妻子又把这些稻谷全部担回了自己的家里，就这两件事促成了张裕古被抓、被判刑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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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广东省连南县检察院向法院递交的起诉书，公安局抓捕张裕古的罪名有两条：一个是张裕古持刀威胁干群，另外一个是强夺生产队的稻谷，侵犯了集体利益。同年12月26日，连南人民法院判处张裕古有期徒刑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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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体育学院当老师的吕造新也是广东连南县人，张裕古案件宣判的时候，他正好回家探亲。吕造新回忆那是1979年12月，他在赶集那一天刚好看到张裕古的宣判大会，吕造新在旁边认真听了一下，得知这个姓张的农民被判的原因主要由包产到户引出的，吕造新凭直觉告诉他这可能是一个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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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1980年中央又出台了一号文件，国家允许偏僻山区和比较穷的地方可以搞包产到户。由于吕造新是在解放军高级院校工作，对中央的政策有一些了解，他虽然与张裕古素不相识，但出于革命军人和共产党员的社会责任感，第二天便向有关领导和社员了解有关案情。指出这个案子办得不妥，应予平反，但未被接纳。在这种情况下，他便写信向新华社反映。在这封信寄出去半年之后，终于有一天新华社的高级记者李炽良找到了吕造新了解情况。这个时候，张裕古已经在监狱里服刑了半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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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记者又采访了当年处理此案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李炽良。他向我介绍：1980年，安徽省小岗村18位农民包产到户的事件发生后，中央对小岗村的做法没有统一意见，就责成新华社派记者下去调查，了解农村、农民对包产到户的反映。新华社为此派了多路记者下乡，身为新华社记者的李炽良也是广东连南人，由他带队有十几名新华社记者到广东进行调研。在调研的时候，发现了这起发生在自己家乡的案件。为了弄清楚张裕古这个案件，李炽良立刻回到家乡连南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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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炽良讲这个案子的核心是侵占集体财产，首先要确定张裕古是否侵占了集体财产。为此李炽良在迴龙大队反复、细致调查了三天，所有相关的农民都问到了，主要是了解是否帮助过张裕古家种的地除草、施肥，以理清张裕古家的地是否是集体财产。结果所有被问到的农民都说没有。实际情况是张裕古自己种的田到收获的时候，公社派人把稻子全收走了。李炽良认为张裕古拿回家里的稻谷完全是个人劳动所得，不属于集体财产，至于所谓的持刀威胁也仅仅是割破了装他家稻谷麻袋的一个口子，持刀威胁不能成立，这是个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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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炽良调阅了法院文件，记录当时合议庭提出判一年，但是韶关市委书记认为其码要判三年，合议庭折中判两年。于是向连南县的有关领导提出：张裕古得案件属于错判，应当无罪释放，但是这个建议被连南县有关领导拒绝。于是李炽良回到广州之后，把调查内容向新华社写了一篇内参文章，内参标题是“广东一单干农民被判刑”，内参递交给了有关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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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内参1980年7月首先是用大参考的方式出去的，首先是提供省一级的领导及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都能看到。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看完以后在这个内参上做了批示，胡耀邦的批示是“广东为什么要抓人？”刚好任仲夷要到广东任职省委书记，胡耀邦就把这个内参给了他，让他到广东了解情况。任仲夷带内参到广东，在广东一个省委扩大会议念了这个内参，然后向韶关的领导人了解情况，韶关领导人认为张裕古就是抢夺集体财产。鉴于有不同意见，任仲夷说既然分歧那么大就再派人去调查，由省高院、高检、南方日报组成一个级别很高的调查团下去调查。调查团经过一个星期的调查核对后向省委汇报，记者内参反映情况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调查团了解到县委意图就是要用这个案件刹住单干风，因为当时干部普遍认为如果任由单干成风，组织系统就乱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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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底，广东省韶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张裕古的案件进行了再审，改判张裕古无罪，判决为终审判决。这个迟来的判决，离张裕古原来的两年的刑期期满已经只差28天了。后又几经力争，他才获得法院仅200元的赔偿。这个内参出来后及对这个案件的纠正极大的促进广东的改革开放，从这以后，包产到户、土地承包就在广东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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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有小岗，广东有寨岗”。事实上，据查包产到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后期。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后来都有些地方搞过。包产到户历时三十多年，几经曲折。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第一次明确地肯定了包产到户。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又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家庭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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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30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当我们带着改革开放胜利的喜悦回头看这段历史，不要忘记在30年前的粤北山区，有一个叫张裕古的农民，他迈出改革的第一步是何等艰难。当年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和广东寨岗农民张裕古敢为天下先的果敢和勇气让我们铭记。缅怀这段历史，我们才能够在前进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步伐更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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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稿件来源：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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