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韩愈与刘、柳
(水石连州NO.1434) 关于刘禹锡与韩愈的关系，后人多从韩愈自述诗中作分析。韩愈在赴江陵过洞庭湖的船上，写过一首长诗，他总结了被贬阳山县令近两年来的痛苦经历：“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雠。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否。僶俛不回顾，行行诣连州。商山季冬月，冰冻绝行辀。春风洞庭浪，出没惊孤舟。逾岭到所任，低颜奉君侯。前日遇恩赦，私心喜还忧。果然又羁絷，不得归锄耰4。”韩愈在诗中已明言自己与刘禹锡、柳宗元关系友善，“又羁絷”系朝中权臣或地方大员所为，其时刘、柳均已被逐，故对其先前被贬之由，从怀疑刘、柳，进而加以断然否定，友情重于私虑；还提到自己前年严冬过商山，初春出洞庭，这也为前文所述其二月下旬抵阳山县任所作了有力的证明。
(水石连州NO.1434) 这就是上面所说的那桩公案。南宋诗论家葛立方撰《韵语阳秋》云：“余考退之云：‘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雠。…前年出官日，此祸最无妄。’则所坐之因，虽退之犹疑之也。又有《永贞行》，以快伾、文之贬，…则知阳山之贬，伾、文之力，而刘、柳下石为多，非为李实所谗也5。”从韩诗中断章取义，说韩愈被贬是因“语言泄”，即同为监察御史的刘禹锡、柳宗元告密揭发，落井下石所致。把“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理解成是韩愈对刘、柳的怨恨与讥刺，意思完全搞反了，开怀疑刘柳韩关系之先河，今人也有认同此论者。
(水石连州NO.1434) ————
(水石连州NO.1434) 1、刘禹锡《上杜司徒书》
(水石连州NO.1434) 2、“五原”，即韩愈的《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和《原鬼》。
(水石连州NO.1434) 3、刘禹锡《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
(水石连州NO.1434) 4、《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
(水石连州NO.1434) 5、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四
(水石连州NO.1434)
(水石连州NO.1434) 把韩愈对刘、柳的友善表达解释为朝廷对刘、柳的偏爱，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会出现“二王八司马”这样一个有十多个人参与的集团性政治群体呢？进一步分析， “二王八司马”事件之后，“永贞革新”之党已得到完全清算，则大赦之时韩愈应立即回朝，而不应被长时间滞留途中，最后只量移江陵法曹（类似今司法局长）这样一个小官1。如果韩愈前嫌不释，刘禹锡经过江陵，一贬再贬，正在落难之际，韩愈完全可以避而不见，更不用置酒热情相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韩愈这首诗作于见到刘禹锡之前，还抄送寄赠各地友人，表明自己对整个事件的看法和对刘、柳冰释前嫌的态度。后来，刘禹锡、柳宗元与韩愈之间诗、文、书往来不绝2，柳宗元临终前还特别书嘱刘禹锡，请韩愈为其书志墓铭，这都说明了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不如此看，世人不但冤屈了刘、柳，也冤枉了韩愈。此为不学对此公案的一孔之见。
(水石连州NO.1434) （五）、韩、刘唱和
(水石连州NO.1434) 刘禹锡与韩愈相遇，酒助诗兴，终不免诗人本色。韩愈对自己无妄被贬，耿耿于怀，但又不好在刘禹锡面前多发牢骚，只好出示不久前写的一首长诗《岳阳楼别窦司直》，请刘禹锡唱和。韩诗中云：
(水石连州NO.1434) “欢穷悲心生，婉娈不能忘。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爱才不择行，触事得谗谤。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事多改前好，趣有获新尚。誓耕十亩田，不取万乘相3。”
(水石连州NO.1434) 在旧友面前，韩愈好像表达了一种委屈，又在哀怨中隐瞒着自己的雄心壮志，说自己经历过挫折之后，今后只好与世无争，过隐士生活算了。
(水石连州NO.1434) 刘禹锡正值落难之时，在朋友面前，似也难表白心志，只得虚与委蛇，和长诗一首，其中有云：
(水石连州NO.1434) “行当白露时，眇视秋光里。空影渡鹓鸿，秋声思芦苇。秦狩迹犹在，虞巡路从此。轩后奏宫商，骚人咏兰芷。茅岭潜相应，橘洲傍可指。假守亦高卧，墨曹正垂耳。契阔话凉温，壶觞慰迁徙。桃源访仙宫，薜服祠山鬼。故人南台旧，一别如弦矢。今朝会荆峦，斗酒相宴喜。为余出新什，笑抃随伸纸。委曲风涛事，分明穷达旨4。”
(水石连州NO.1434) 诗中除了对韩愈的劝慰理解表示谢意，也对桃源（朗州属县，今湖南桃源县）之贬持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晚年编诗集时，刘禹锡对此诗补注了当时的一些史料，如“墨曹正垂耳”后注“韩也量移江陵法曹。司法参军或谓之墨曹”，“今朝会荆峦”后补注“时禹锡出为连州，途至荆南改武陵司马，和韵于荆”，等等，说明这次相遇对刘禹锡和韩愈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一次政治信息与心灵的勾通交流。
(水石连州NO.1434) ————
(水石连州NO.1434) 1、《新唐书•百官志四下》： “法曹司法参军事，督盗贼，知赃贿没入。”
(水石连州NO.1434) 2、刘禹锡《与刑部韩侍郎书》（作于连州），韩愈《答柳柳州食虾蟆》（作于潮州）
(水石连州NO.1434) 3、韩愈《岳阳楼别窦司直》
(水石连州NO.1434) 4、刘禹锡《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
(水石连州NO.1434)
(水石连州NO.1434) （六）、刘禹锡东走洛阳之谜
(水石连州NO.1434) 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谈刘禹锡与韩愈的江陵之遇，是为说明他们确曾相遇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从刘禹锡诗中，可知再贬朗州在抵江陵之前。我们在这里看出了一个问题，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刘禹锡贬连州刺史时为九月，“行当白露时，眇视秋光里”。宪宗即位之时，朝廷政治形势严峻，对王叔文党恨之入骨，故刘禹锡之离开长安，必如前年冬韩愈朝令夕逐情势相类，一刻也不得耽搁的。问题是，中途追贬朗州发生在十一月十四日1，加上诏追令在到达江陵约需半月，则此时已是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刘禹锡离开京城已超过两个月的时间。前述韩愈贬阳山令，是深冬从长安出发，到达阳山为次年二月，旅途的时间不过二个多月。江陵是长安至连州的中间点，刘禹锡同样的时间才走完一半路程，此为其江北之旅时间之长留下的巨大迷团。
(水石连州NO.1434) 刘禹锡曾作过一首诗《赴连州途经洛阳诸公置酒相送张员外贾以诗见赠率尔酬之》：
(水石连州NO.1434) “谪在三湘最远州，边鸿不到水南流。如今晢寄樽前笑，明日辞君步步愁。”
(水石连州NO.1434) 按诗意应为早年初贬时所作，诗题则指明他离开长安后，绕个大弯去了洛阳。分析原因，无非有三：一是路上因病、因事或因长时间恶劣天气延误行程；二是虽然当时宪宗即位，但顺宗还在世，刘禹锡对春节例行大赦抱有幻想，在路上拖延时间，等待时势的变化。三是其父刘绪贞元十二年（796年）辞世后，年老寡母一直住在洛阳附近的旧宅2，这次他出长安后东去洛阳，安排家属随行，再转而南下。时刘禹锡初贬连州与柳宗元初贬邵州（一说韶州3），基本上走同一线路，但我们未能见到他们相互唱和的片言只语，可以认为两人未能同行。柳宗元是携家属赴任的，后来他母亲病老永州。刘、柳既未同行，刘禹锡是独生子，孝义所在，东去洛阳接母亲妻儿同行的可能性最大。以此释刘禹锡江北延误时日之谜，或可也。
(水石连州NO.1434) 刘禹锡在朗州所作《伤我马词》，所述行走路线均未涉洛阳，这或为终贬朗州尘埃已定，为避嫌疑，不再记述自己走过的弯路。此与后撰《谢上连州刺史表》之运笔陈情的思路脉络是一致的。 （待续）
(水石连州NO.1434) ————
(水石连州NO.1434) 1、《资治通鉴》卷二三六《唐纪》五十二，另据《旧唐书》卷一十四•本纪第十四•宪宗上所载，似在“冬十月乙卯”。
(水石连州NO.1434) 2、唐•薛用弱《集异记》：“唐连州刺史刘禹锡，贞元中，寓居荥泽。”
(水石连州NO.1434) 3、杨再喜《柳宗元由何处改贬永州辩》，《现代语文》2006年3期
(水石连州NO.1434)
(水石连州NO.1434) （七）、刘、柳同行
(水石连州NO.1434) 刘禹锡元和十年（815年）三月再贬连州，公务在身，自己只得先行一步，家属随后由仆役侍行。影响他行程的主客观因素，又会有哪些呢？
(水石连州NO.1434) 先说主观原因。前面提到，这次远贬，刘禹锡本来西行播州，由于有柳宗元以柳易播的提议，得到唐宪宗的格外开恩，刘禹锡得以刺连。自长安南下柳州和连州，有一大段的路途相同，因而这一次刘禹锡与柳宗元是结伴南行的。我们不难推测，刘柳同行，还有南方夏天高温多雨的天气，这两大因素足以使他在路途上多有俄延。
(水石连州NO.1434) 他们南下由长江入洞庭后，逆湘江至衡阳，柳宗元仍须乘船取道湘江西去，刘禹锡则策马跨山南下，分别之际，两人依依不舍，几度唱和1，最后只得挥泪惜别。没想到，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五年后，刘禹锡扶慈母灵柩北归，在衡阳得柳宗元在柳州病逝的凶信，遂作《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并引》，对前事悲叹不已。其诗引言云：
(水石连州NO.1434) “元和乙未岁，与故人柳子厚临湘水为别，柳浮舟适柳州，余登陆赴连州。后五年，余从故 道出桂岭，至前别处，而君没于南中，因赋诗以投吊。”
(水石连州NO.1434) 诗曰：
(水石连州NO.1434) “忆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我马映林嘶，君帆转山灭。马嘶循故道，帆灭如流电。千里江篱春，故人今不见。”
(水石连州NO.1434) 由于柳宗元的鼎力相助，刘禹锡得授连州，而其时连州的社会环境条件比柳州要好得多，我们不难想象，刘、柳于路咏叹山水，吊古论今，感怀身世，切磋诗艺，他们之间的友谊会升华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我们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刘禹锡出长安至连州，一路上不停地吟咏，仅编入诗集的就有二十多首。如刘禹锡作《题淳于髡墓》，柳宗元则有《善谑驿和刘梦得酹淳于先生》相和，诗酒之间，两个人在途中有所耽搁，也是情之所发，理之所至矣。
(水石连州NO.1434) 再说客观原因。刘禹锡辞别柳宗元，过郴州，越桂岭，孤独南下，抵达连州任所后，即派专人向唐宪宗上《连州刺史谢上表》，报告到达连州的情况。我们注意到，其《表》除自辩遭人“广肆加诬”，对皇上“特降新恩”表示感谢之外，却特别提到：“伏以南方疠疾，多在夏中。自发郴州，便染瘴疟。扶策在道，不敢停留。”刘禹锡为诗为文往往有神来之笔，他所写的字里行间，于衡阳以北的大段行程只字不提，却特别提到“自发郴州，便染瘴疟”，里面到底包含着什么样的信息呢？
(水石连州NO.1434) ————
(水石连州NO.1434) 1、柳宗元作《衡阳分路与梦得赠别》、《重别梦得》、《三赠刘员外》，刘禹锡答《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重答柳柳州》、《答柳子厚》
(水石连州NO.1434)
(水石连州NO.1434) 出刺连州之后，刘禹锡还出任过夔（今重庆奉节）、和（今安徽和县）、苏（今江苏苏州）、汝（今河南汝州）、同（今陕西大荔）诸州刺史，均按例上表1，诸表中除连、汝两表外，都有具体的上表月日，从各表中可以看出，刘禹锡到各地任职，并不都是一到任就上表的，而且路途的时间也无一定之规，如上任苏州，路途比连州要近得多，但在路上的时间最长，达四月之久。所以，刘禹锡《谢上连州刺史表》未注月份，可能是当时行文之惯例，并没有特别之处。韩愈贬潮州，一句“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讫2”，也使后人对其到底是三月莅潮还是四月到任而莫衷一是。刘禹锡自言出郴州后已“染瘴疟”，时值炎夏，不适应南方高温湿热天气而得病，是寻常之事；即或托词，则于虚实之间，不经意透露了其“夏中（五月）”尚于郴之左近的事实。
(水石连州NO.1434) 郴州“在京师东南三千三百里3”，距连州365里，另一说连州“东北度岭至郴州三百九十里4”，全为崇山峻岭，至连州最少有7日之途。如以刘禹锡五月十一日到连州计，则五月四日尚在郴州。倒推至三月二十二日出发之期，从长安出发到郴州，不计被雨雾天气阻滞的天数，只有42日行程，平均日行78里有余，与前文所述诏书日传96里相差无多，这样的行进速度，可以说是日夜兼程，不仅难以符合刘禹锡出行的实际环境，这种催命式的赶路，也是没有必要的。
(水石连州NO.1434) 刘禹锡“自发郴州”等词是有其隐衷的，可以理解为对路途时日有所延误的一种解释。仅说郴州以南之事，与《表》中只提“德宗临御之时，臣忝御史；陛下龙飞之日，臣忝郎官”，并不提及顺宗之事，都是为避免染及“永贞党人”柳宗元，投上之所好，以避当政之不悦而已。避开岳阳以北，也就是避开了柳州之嫌，此也即上文所说与《伤我马词》行文之脉络相近故也。故谓刘禹锡贬官之路，是其官路与心路的轨迹，细心体会，当何艰难矣！
(水石连州NO.1434) ————
(水石连州NO.1434) 1、刘禹锡《夔州谢上表》、《和州谢上表》、《苏州谢上表》、《汝州谢上表》、《同州谢上表》
(水石连州NO.1434) 2、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
(水石连州NO.1434) 3、《旧唐书》卷四十四•郴州
(水石连州NO.1434) 4、《永乐大典》湟川志
(水石连州NO.1434)
(水石连州NO.1434) 六、刺史何日抵连州
(水石连州NO.1434)
(水石连州NO.1434) （一）、《沓潮歌》作于五月十一日之后
(水石连州NO.1434) 前述关于刘禹锡《沓潮歌并引》一诗的写作时间，我们关注的焦点应放在《沓潮歌》的引文，引曰：“元和十年夏五月，终风驾涛，南海羡溢。南人曰：沓潮也，率三更岁一有之。予为连州，客或为予言其状，因歌之。”诗中描写了连日不停的狂风暴雨并引发大海潮，海边“沧波惊湍”的情景。
(水石连州NO.1434) 海浪涛天，对刘禹锡来说本来不足为奇，因为他生在吴地嘉兴，见识过钱塘江的大潮：“钱塘山水有奇声，暂谪仙官守百城1”、“浙江涛惊狮子吼，稽岭峰疑灵鹫飞2”，“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3”，这样的诗句，基本上应是他游历江海的亲身体验。南海五月发生沓潮之事，是刘禹锡到达连州后听人所述，可能是他觉得连州任所的环境比想象中的要好，“信荒服之善部，而炎裔之凉墟也4”，他记录这一件对他来说并不算稀罕的大海潮事，不过是为了烘托当时到达任上稍为平和的心情而已，也或者是名声在外，应来客之请而作。
(水石连州NO.1434) 珠江口受到农历五月天文大潮的顶托，有时再加上流域内东江、北江、西江三条大江“端午龙舟水”齐聚，出现“南海羡溢，率三更岁一有之”，海潮泛滥成灾，是正常的自然现象，珠三角有句水文行话：“初一、十五潮水初起，初三、十八高低尽挂”，受月亮引力的影响，上、下半月大潮会连续出现几天，初三、十八潮汐起落变化最大。如果这时遇上台风，则会发生波涛汹涌、席卷天下的可怕灾祸。“沓潮者，广州去大海不远二百里，复多飓风。当潮水未尽退之间，飓风作而潮又至，遂至波涛溢岸，淹没人庐舍，荡失苗稼，南中谓之沓潮5”。
(水石连州NO.1434) 我们也可以想象，刘禹锡初到连州，不懂南方土语，因而与他谈论沓潮者，不可能是操当地土语的南方人，最有可能是他的朋友、时为岭南节度使兼广州刺史的马总6派来问候他的北方人。对这位客人来说，沓潮这种自然灾害现象可能是初次遇到，所以用一种骇人听闻、谈水色变的口吻，与刘禹锡谈论到这件事。《沓潮歌》诗中有“征南将军登丽谯，赤旗指麾不敢嚣”之句，似为称颂马总之意，可为佐证。从作诗为文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不佩服刘禹锡善于倾听他人谈话、捕捉语言细节的超常功力。当然，更多的，是刘禹锡复述自己对钱塘江大潮“浙江涛”亲身经历的记忆，以及初到任所，向旁人展示自己超卓的文学才能的一种适当方式。
(水石连州NO.1434) 但正是这首诗引言所记，为《沓潮歌》作于五月十一日之后提供直接证据。前文有述，连州到广州远隔千里，广州到海边又有一段不短的距离，沓潮从海边传到广州，再从广州传至连州，后者以水路交通为主，逆水行舟，两段行程远不止十日之途。因此，假设是五月初一日发生了南海沓潮，“客人”立马从海边出发，于当月十一日到达连州，向刚抵连州任所的刘刺史“汇报”，在时间上是不可能的。另外，即或刘禹锡抵达连州当日听说了这件事，也没心情在处理好公私诸事之前写这首诗。所以，此诗作于五月十一日后，不应什么疑问。换言之，此诗引言所注“夏五月”只能作为“南海沓潮”发生的时间，而将之作为刘禹锡抵达连州的月份，不但不够准确，也是缺欠足够科学依据的。
(水石连州NO.1434) 陶敏、陶红雨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里将《沓潮歌》的写作时间系为“约元和十年秋在连州作”，即当在七月之后，此判断较符合实际。
(水石连州NO.1434) ————
(水石连州NO.1434) 1、刘禹锡《白舍人自杭州寄新诗有柳色春藏苏小家之句因而戏酬兼寄浙东元相公》
(水石连州NO.1434) 2、刘禹锡《送元简上人适越》
(水石连州NO.1434) 3、刘禹锡《浪陶沙九首•其七》，此诗作于长庆二年（822年）春，即离开连州不久。见赵娟、姜剑云评解《刘禹锡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版
(水石连州NO.1434) 4、刘禹锡《连州刺史厅壁记》
(水石连州NO.1434) 5、（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上，鲁迅校勘，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水石连州NO.1434) 6、《新唐书》列传第八十八《马总传》
(水石连州NO.1434)
(水石连州NO.1434) （二）、刺史六月抵连州
(水石连州NO.1434) 我们再来看看与刘禹锡同时南下，在衡阳分手后赴柳州任所的柳宗元的情况，以作为横向的比较。柳宗元《谢除柳州刺史表》云：“伏奉三月十三日制，除臣使持节柳州诸军事、守柳州刺史，六月二十七日到任上讫。”柳州“至京师水陆相乘五千四百七十里1”，赴柳州水路居多，按三月二十二日出长安计，途中95天，则平均日行约60里。如刘禹锡依此行速，则至连州需时60天，抵达连州时，也应当在五月二十一日之后。
(水石连州NO.1434) “衡州（今湖南衡阳）在京师东南三千一百三里2”，则衡州距柳州2367里，距连州562里。柳宗元比刘禹锡要多走1820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按日行60里计算，刚好一个月行程。从上推则他们五月二十七日在衡阳分手，刘禹锡应在五月二十七日从衡阳出发，因是陆路，且山高险峻，行走562里超10日之程，也算合理，加上因病在郴州拖延了几天，则六月十一到任上是矣。从三月二十二日算起，用时为78日，平均日行47里。
(水石连州NO.1434)
(水石连州NO.1434) （三）、吕温道州之贬
(水石连州NO.1434) 当然，也有必要说一说刘禹锡的另一个好友吕温。吕温（772—811），字和叔，又字化光，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因与王叔文友善，“骤迁左拾遗”，拜侍御史，贞元二十年（804年）夏出使吐蕃（今西藏），翌年德宗驾崩，吐蕃以国丧为由，阻留吕温经年，致其不能按时回都复命。有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他身在边域，没能参与王叔文主持的“永贞革新”，避开了与叔文党人同遭贬谪的厄运。
(水石连州NO.1434) “温天才俊拔，文彩赡逸，为时流柳宗元、刘禹锡所称3”，柳宗元《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对吕温事迹记之甚详。元和元年（806年），吕温回京城后，初进户部员外郎，后转司封员外郎，再迁刑部郎中。御史中丞窦群荐其任侍御史，宰相李吉甫不报，记恨于胸。“（元和）三年，宰相李吉甫以疾在第，召医人陈登诊视，夜宿住于安邑里第，温问知之，诘旦，令吏捕登，诘问之，又劾奏吉甫交通术士，宪宗异之，召登而讯其事皆虚。遂被贬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刺史，十月，再贬温道州（今湖南道县）刺史4。”
(水石连州NO.1434) 吕温《道州谢上表》云：“臣去年十月十七日，蒙恩授使持节道州诸军事、守道州刺史，奉命前住，不敢遑息，以今（正）月七日到州上讫。” 吕温先贬均州，未到任，十月十七日再贬道州，援前例，用足五天的准备时间，离开京城为十月二十一日，以翌年即元和四年（809）正月七日到道州刺史任，行程约为75天。刘禹锡年轻时曾是杜佑的掌书记（高级幕僚），杜佑撰《通典》，刘禹锡不仅是第一个读者，还帮助其整理相关资料。《通典》及后来的《旧唐书》都没有道州至西京（即长安）距离的直接记录，不过，我们可以从《通典•州郡典》对周边州郡的记载，推算出道州去西京的距离为3574里，进而可以计算出吕温赴道州任，平均日行48里，与上面所计算出来的刘禹锡日行47里相若。这一对比，进一步印证了刘禹锡六月抵达连州的推断，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的。
(水石连州NO.1434) 又，唐宪宗元和九年，农历闰八月5。《旧唐书》记“元和三年闰六月…六年闰十二月…九年，闰八月，以河阳节度使乌重胤兼汝州刺史6”诸事，元和元年至九年刘禹锡在朗州谪居，此与其自述 “俟罪朗州，三见闰月7”相符。刘禹锡在朗州作《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并引》诗，小引部分说郡守窦常在座，内有“闰八月，余步出城东门，谒仁祠，而鸿举在焉”等句，则此诗作于元和九年闰八月无疑。农历基本上是三年添一闰月，故可知元和九年闰月之后，则十年无闰月，即不存在刘禹锡的行程因闰月而出现推算时间之差错。
(水石连州NO.1434) 综上所述，刘禹锡元和十年（815年）三月二十二日出长安，六月十一日到达连州，其《谢上连州刺史表》“今月十一日”之“今月”，当为元和十年六月也。此为刘禹锡抵连日期之考。
(水石连州NO.1434)
(水石连州NO.1434) 附带说明，本文开头引用刘禹锡之《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这篇见于中学课本之文，虽为读者喜爱，但因全文语句过于直露，不似禹锡文章风貌，又未见载于刘禹锡本集，故今人对此文是否为刘禹锡所作多有持疑8。
(水石连州NO.1434) ————
(水石连州NO.1434) 1、2、《旧唐书》卷四十五
(水石连州NO.1434) 3、4、《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一列传第八十七
(水石连州NO.1434) 5、陈垣《廿二史朔闰表》
(水石连州NO.1434) 6、《旧唐书》卷十四•宪宗上
(水石连州NO.1434) 7、刘禹锡《问大钧赋并引》
(水石连州NO.1434) 8、参见吴汝煜《谈刘禹锡〈陋室铭〉》（1987年）、吴小如《〈陋室铭〉作者质疑》（1996年）、卞孝萱《〈陋室铭〉非刘禹锡作》（1997年）等。
进入水石连州论坛浏览《刘禹锡抵连日期考(连载之四)》>>>[ 来源：水石连州论坛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