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石连州

　　

[size=10.5pt]四、刺史何日出长安[size=10.5pt]

[size=10.5pt]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一）、三月十七日再授连州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刘禹锡离开都城长安的日子，是在元和十年（815年）三月，但具体到某一天，不像他被“再授连州”那样，有史官记录在案。那么，我们就从刘禹锡被任命为连州刺史的时间谈起。[size=10.5pt]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刘禹锡《谢上连州刺史表》：“伏奉去三月七日制，授臣使持节连州刺史。恭承睿旨，跪奉诏书1。”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柳宗元《谢除柳州刺史表》：“伏奉三月十三日制，除臣使持节柳州诸军事、守柳州刺史，一见宫阙，亲受朝命”。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唐宪宗在位时间比较长，还广罗英才，锐意进取，革新朝政。《旧唐书》“卷一十四·本纪第十五宪宗下”载：[size=10.5pt]“史臣蒋系曰：宪宗嗣位之初，延英议政，昼漏率下五六刻方退。军国枢机，尽归之于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纪律再张，果能剪削乱阶，诛除群盗。睿谋英断，近古罕俦，唐室中兴，章武而已。元和之政，闻于颂声。”[size=10.5pt]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圣神章武孝皇帝”[size=10.5pt]是宪宗的谥号。刘、柳两表中表达的信息与唐史对唐宪宗的评价，都表明宪宗还算是一个较有作为的皇帝。元和二年（807年）二月，宪宗问：“当今政教，何者为急？”宰相李吉甫对曰：“国以民为本，亲民之任，莫先牧宰，能否实系一方。苟或非才，为蠹实堪。由是而言，观察刺史之任为切。”宪宗深表嘉纳2。刘禹锡、柳宗元到达远州任上后例上谢《表》，都对离京前受到宪宗皇帝的亲自召见表达感激之意。刘禹锡能够由播州改授连州，也是宪宗采纳[size=10.5pt]御史[size=10.5pt]中丞裴度的意见，“特降新恩，得移善郡3”的结果，足见州以上地方主要官员的任命，多由宪宗亲裁。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刘、柳等五人是同一批被授远州刺史的官员，刘禹锡由播州改授连州应在初任诏书下达、柳宗元提出交换任所之后，宪宗接见他们之前。按常理，到任后所上的《谢表》，是事关个人政治前途的重要公文，所标注的日期，是不应该被误记的。那么，刘禹锡和柳宗元所上之《表》，一说三月七日，一说三月十三日，刘禹锡比柳宗元的任命还要靠前，为什么会出现前后7天时间顺序的颠倒呢？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我们再看一看史官的记录，“元和十年[size=10.5pt]三月乙酉，以虔州司马韩泰为漳刑刺史，以永州司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饶州司马韩晔为汀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为播州刺史，台州司马陈谏为封州刺史。[size=10.5pt]4[size=10.5pt]”[size=10.5pt]《唐纪》载：“（刘禹锡等元和十年）三月，乙酉，皆以为远州刺史5。”[size=10.5pt]《通鉴》考云：“三月乙酉除命，而长历乙酉为十四日6。”古籍历经多次翻刻传抄，往往多衍字、缺字或错字，而史书以干支纪日时，殊不易衍字。依此考，或可作此结论：刘禹锡、柳宗元等五人三月十四日皆授远州刺史，三月十七日，赖[size=10.5pt]裴度力奏[size=10.5pt]，刘禹锡改授连州刺史。《谢上连州刺史表》的“三月七日”当为“十七日”缺“十”字误；柳宗元《谢除柳州刺史表》的“三月十三日”为“三月十四日”所误记。换言之，刘、柳等是在三月十四日被授刺史的，三月十七日，刘禹锡改授连州。 (水石连州NO.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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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谢上连州刺史表》：去三月：唐代语法习惯，当年的往月，均称去某月。 (水石连州NO.1432)
　　2、《唐会要》卷五三《杂录》 (水石连州NO.1432)
　　3、刘禹锡《谢上连州刺史表》。 (水石连州NO.1432)
　　4、《旧唐书》卷一十四本纪第十五宪宗下 (水石连州NO.1432)
　　5、《资治通鉴》唐纪卷五十五 (水石连州NO.1432)
　　6、《资治通鉴考异》卷二O《唐纪》十二 (水石连州NO.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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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10.5pt]（二）刘禹锡狼狈出京?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刘禹锡在其诗文表赋中，对自己的人生遭遇反复使用“贬、谪、降、迁” 等语词，后人也多以此作为刘禹锡属于贬官的依据，进而在述及刘禹锡离京赴任时，自然而然联想到同代人韩愈被贬阳山县令时，他自己所写的描述离开京城长安的那些凄惨的诗句：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公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僶俛不回顾，行行诣连州。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1。”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还有张籍记杨凭贬临贺（今广西贺州）尉的情形：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黄门诏下促收捕，京兆尹系御史府。出门无复部曲随，亲戚相逢不容语。辞成谪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须臾留。身着青衫骑恶马，中门之外无送者。邮夫防吏急喧驱，往往惊堕马蹄下2。”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朝令下而夕不可留，贬官的遭遇反差之大令人难以想象：早晨还是朝中之臣，傍晚则已抱头鼠窜，如同囚徒一般被驱赶出京城了，场面何等的冷酷与无常。这些诗，虽然有想象或夸张的成份，但无疑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由此及彼，后人想象到刘禹锡也是在接到诏书的当天，即元和十年（815年）三月十七日，狼狈离开长安启程赴连州上任的。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三）、殷尧藩《送刘禹锡侍御出刺连州》之谜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唐代诗才辈出，其中有一位不太出名的诗人殷尧藩，苏州嘉兴人，元和中（约809年）登进士第，后辟李翱长沙幕府，官至监察御史。史载殷尧藩[size=10.5pt]“性简静，美风姿，工诗文，好山水，尝曰：一日不见山水，便觉胸次尘土堆积，急须以酒浇之”，姑称之为山水诗酒怪士，可也。他拜访[size=10.5pt]苏州刺史白居易，自然大醉一场，乐天赠诗云“君是旅人犹苦忆，我为刺史更难忘。境牵吟咏真诗国，兴入笙歌好醉乡3”，当然这是后话了。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适遇刘禹锡外放，亲朋故旧备酒送行。殷尧藩与刘禹锡同是江南嘉兴乡人，又高中进士不久，其间免不了少年意气，赋诗相赠，诗云：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遐荒迢递五羊城，归兴浓消客里情。家近似忘山路险，土甘殊觉瘴烟轻。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梅花清入罗浮梦，荔子红分广海程。此去定知偿隐趣，石田春雨读书耕4。” (水石连州NO.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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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韩愈《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 (水石连州NO.1432)
　　2、张籍《伤歌行》，其诗注“元和中，杨凭贬临贺尉”。杨凭是柳宗元之岳父，从京兆尹贬临贺时，其好友职方郎中知制诰王仲舒（曾贬连州司户参军、并建燕喜亭）为之叫屈。 (水石连州NO.1432)
　　3、白居易《见殷尧藩侍御》 (水石连州NO.1432)
　　4、殷尧藩《送刘禹锡侍御出刺连州》，见《全唐诗》卷四百九十二。有学者以此诗似伪作，见陶敏《柳宗元<龙城录>真伪新考》《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 (水石连州NO.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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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10.5pt]殷尧藩此诗题为《送刘禹锡侍御出刺连州》，诗中描画岭南广州一带的自然环境、风俗物产，与同属岭南的连州风马牛不相及，或以为该诗与刘禹锡无关。不过，我们且看一看诗作的背景：元和三年（808年）十月，李翱为岭南节度吏杨於陵赏识，辟为掌书记（高级幕僚）。他从东都洛阳出发，往东到江苏，经运河南下，过浙江、江西，跨过大庚岭（今赣粤界岭），进入岭南，然后走韶州（今广东韶关），顺流北江，到达广州。历时六个月，行程7,600里，沿途所见，在其游记《来南录》有详细记录1。殷尧藩作此送别诗，估计乃登第不久，可能无缘参看宫廷图舆，对岭南驿道的认识有其局限性。后来成为李翱的幕僚，说明其与李翱有较密切的关系，自然要研读李翱的作品，其对岭南了解，或多籍《来南录》；又以为刘禹锡南下岭南也走李翱从前走过的旧路，风物类同，故将粤中景物嫁接粤北，牛头不对马嘴。不过，诗题所指“出刺连州”，为刘禹锡离开长安前，参与亲友送别应酬活动的直接证据，不应有什么疑问。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诗中不见悲切场面，倒有安慰及劝人解脱的[size=10.5pt]逍遥[size=10.5pt]意境，或殷尧藩认为刘禹锡出任刺史，主政一方，并不是被贬逐，而是正常的升迁任命。从中我们不难想象，毫无悲切之意的送别场面，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刘禹锡离开长安时，是从容不迫的。与前述韩愈、杨凭早年被逐出京时，那种索命一样的狼狈情形，岂非天壤之别哉！ (水石连州NO.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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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10.5pt]（四）、贬官之谜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刘禹锡之从容出京，与韩愈、杨凭之异，如果仅仅以“同人不同命”来诠释，未免失之偏僻。为解开这一谜团，须扯远一点，从刘禹锡到底属于哪一类[size=10.5pt]贬官说起[size=10.5pt]。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永贞元年（805年）九月，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下州）司马，秩从五品下，与其在朝廷时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六品上）的官品还高了半级。[size=10.5pt]元和十三年（818年）七月，[size=10.5pt]白居易贬江州（今江西九江，上州）司马，“泪湿青衫”之后，他怨中寻乐，为文曰：“[size=10.5pt]案《唐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2。”州司马是只领高薪，但不参与地方政事，状若云游野鹤的闲官。但“逍遥自在”的背后，是在政治地位上被打入另册，晾放一隅，则实属贬谪矣。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至元和十年（815年）三月，刘禹锡授连州（中下州）刺史，秩为正四品下，官品比下州司马高一级，说明刘禹锡从朗州司马改授连州刺史，是升官而不是贬官。特别是赴任之前，还受到了皇上的亲自召见和勉励，也算是一种难得的荣耀。所以，从州司马升迁为州刺史，久居荒隅的刘禹锡虽然未能位列朝官，毕竟也是独当一面的地方主政，终于有了一方用武之地，[size=10.5pt]殷尧藩送别老乡刘禹锡，所赠之诗，没有理由感到悲伤。 (水石连州NO.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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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全唐文》卷六百三十八 (水石连州NO.1432)
　　2、白居易《琵琶行》、《江州司马厅记》 (水石连州NO.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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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10.5pt]多年以后，即大和五年（831）十月，刘禹锡以礼部郎中、集贤殿学士再度主政地方，出为苏州刺史，官至从三品，不再有“贬谪”之论。又因赈灾有功，唐文宗给他加赐紫金鱼袋1，服色与正三品朝臣同，则已是地方官之极致矣。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刘禹锡与韩愈曾同列御史台。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以监察御史（正八品上）被贬为时属连州的阳山县（下县）令，其官品仅从七品上，只比监察御史的品阶高了一点。十多年后的元和十年（815年），刘禹锡从州司马出为四品刺史，不仅时间相去甚远，官品也相差很大，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两人离开京城时政治待遇的差异，不可同日而语，是显而易见的。换言之，用韩愈出京时的狼狈情形套用在刘禹锡身上，是不切实际的。 (水石连州NO.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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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10.5pt]（五）、贬官与流人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唐玄宗（李隆基，712—756年）时期，朝廷对犯了轻罪，不适宜在京城任职的官员，贬至[size=10.5pt]边疆及岭南等荒蛮之地，[size=10.5pt]任地方主官或员外官等闲职，统称为左降官，即贬官。犯了重罪的人，则大都流放边疆充军，称为流人。左降官具有流放的性质，过去朝廷的诏令也往往把他们与流人相提并论。直到唐穆宗[size=10.5pt]长庆四年（824年）四月，刑部上疏朝廷，才对贬官与流人作了概念上的区别：“贬则降秩而已，流为摈死之刑。流为减死，贬乃降资。量移者却限年数，流放者便议归还2。” 很明显，贬官（左降官）是行政降级的处罚，流人则是对罪犯刑期的量减。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刘禹锡出任连州[size=10.5pt]刺史，官职高升了，既不是左降官，也不是流人，那他为什么[size=10.5pt]在大量的表、启、诗、赋中，还要大打悲情牌，[size=10.5pt]认为自己是遭到贬黜呢？ (水石连州NO.1432)
　　

[size=10.5pt]清朝中叶之前，我国古代人口数量发展的进程是十分缓慢的，除了战争和瘟疫因素造成人户数短期内急剧下降外，百年间一般基本维持在同一数量级的水平3。据唐史，元和十五年（820年），全国人户数为“237.5万户，1,576万人4”，与盛[size=10.5pt]唐时天宝十三年（754年）记载的906.9万户，5,288万人5[size=10.5pt]对比，仅 66年，户数减少670多万户，人口减少3,700多万人，两项数据下降均超过70%，幅度之大，简直是骇人听闻！人口是统治的基础，这种随时间增加人户不升反降的状况，说明“安史之乱”（762年），给曾经辉煌的唐室造成的重创，延续时间之长，是史无前例的。刘禹锡的父辈在天宝末年因避乱自洛阳移居江南6，少年时代的刘禹锡对“安史之乱”后动荡的社会耳闻目睹，印象深刻。元和十二年（817年）腊月，当他得到平定蔡州之乱的消息后，即赋诗三首，一抒情怀：“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7”对唐室恢复天宝时的元气，抱有莫大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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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刘禹锡《苏州谢恩赐加章服表》 (水石连州NO.1432)
　　2、《唐会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 (水石连州NO.1432)
　　3、杨魁、田雪源《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水石连州NO.1432)
　　4、《旧唐书》卷一十六·穆宗纪 (水石连州NO.1432)
　　5、《旧唐书》卷四十二，《新唐书》卷四十三上·志第三十三上 (水石连州NO.1432)
　　6、卞孝萱《刘禹锡评传》 (水石连州NO.1432)
　　7、刘禹锡《平蔡州三首》 (水石连州NO.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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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10.5pt]韩愈贬阳山县，说“县廓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1”，县城如小村，这般荒凉的景象或可作此注脚。唐史载连州“[size=10.5pt]领县三，户五千五百六十三，口三万一千九十四。天宝，户三万二千二百十，口一十四万三千五百三十二。[size=10.5pt]2[size=10.5pt]”[size=10.5pt]，元和八年（813年），广东人口密度约6人/平方公里3，[size=10.5pt]按面积推算，当时[size=10.5pt]连州的人口（包括属下三县）估计在5万上下，因此，唐史记载宪宗晚年连州人口仅三万多，是真实的。连州作为州治，虽不至如下县阳山的荒芜景况，但州治人口估计也不过一、二千人而已。此与当时城区面积已达80平方公里、繁华无比堪称世界中心的长安4相比较，州治环境之陌生冷清，用刘禹锡的生花之笔，也难以形容。况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气候，连生存都受到严重威胁，刘禹锡的好友[size=10.5pt]柳宗元及多名亲属，都是在永州及柳州被疾病夺去了生命；“八司马”之一的凌准，贬连州司马后忧郁成疾，双目失明，无栖身之处，元和初竟卒于北山佛寺5。身居州衙，[size=10.5pt]长夜难眠，[size=10.5pt]刘禹锡之感受不谛于贬官，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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