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石连州

　　[size=10.5pt]（六）、贬官心态 (水石连州NO.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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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10.5pt]“伴君如伴虎”，虽然刘禹锡对朝官命运的无常深有体会，但远离京都，政治信息闭塞，基本上失去了参与朝政及升迁入相的机会，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对“愿作枫林叶，随君度洛阳6”的唐代士子而言，更是一种无以言状的心灵折磨。受贬之地荒蛮闭塞，文化氛围差，缺乏高层次的友朋交往，缺少同道间的相互唱和，无以立名，可谓寂寞难耐之至。京官出任地方，与[size=10.5pt]流贬相类，对文人是肉体与心灵的双重折磨，[size=10.5pt]前人评价这是“明升实降”，可谓一语中的。[size=10.5pt]刘禹锡等虽然无贬官之实，却怀抱着一种约定俗成的“贬官心态”，向朝廷、向亲友诉说自己的不幸，用一种另类的方式，表达对当朝的哀怨。他们处在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忍受着莫须有的“左迁穷荒、谪降僻远”的政治惩罚。 (水石连州NO.1431)
　　[size=10.5pt]当然，他们在表达悲情时，也在等待着奇迹的出现。唐代产生大量左降官的同时，在改朝换代或国家发生重大政治事件的时候，经常大赦天下，这样的政治生态，使左迁官员有“量移”或重掌朝政的希望。最典型的莫如杨炎（727-781年），大历十二年（777年），杨炎以吏部侍郎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十四年，唐德宗李适即位，经人推荐，[size=10.5pt]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size=10.5pt]，从州司马一跃而居相位7。不过，仅仅过了两年，建中二年（781年）十月，杨炎再[size=10.5pt]遭诬陷，又被贬为崖州司马，并赐死途中，其仕途之大起大落，令人惊叹！[size=10.5pt] (水石连州NO.1431)
　　[size=10.5pt]屈辱、孤寂、恐惧、自伤的感受，冥冥中似乎又孕育着一点希望，喷薄而出的悲情，造就了大量的被后人称为“迁谪文学”的具有深刻思想性的诗、词、歌、赋、论等文学作品和文学家，就思想性和文学性而言，刘禹锡无疑是其中的大师级人物。 (水石连州NO.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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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韩愈《送区册序》 (水石连州NO.1431)
　　2、《旧唐书》卷四十四，志二十，地理三 (水石连州NO.1431)
　　3、《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4月版 (水石连州NO.1431)
　　4、王超《中国历代中央官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 (水石连州NO.1431)
　　5、柳宗元《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 (水石连州NO.1431)
　　6、唐·张说《南中别蒋五岑向青州》 (水石连州NO.1431)
　　7、《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二列·传第六十八·杨炎传 (水石连州NO.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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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10.5pt]（七）、名士元稹之贬 (水石连州NO.1431)
　　[size=10.5pt]我们再来考察一下与刘禹锡关系不错的名士元稹，他同于元和十年三月被贬时，离开京城长安的情形。 (水石连州NO.1431)
　　[size=10.5pt]元稹（779-831年），字微之，诗与白居易齐名，时“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1”，[size=10.5pt]长庆二年（822年）曾官至宰相。其所撰之才子佳人传奇《莺莺传》，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情节感人，后人依此蓝本编撰了非常有名的《西厢记》，而始作俑者元稹，似乎不太进入人们的视线。 (水石连州NO.1431)
　　[size=10.5pt]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刘禹锡两贬连州是这样，元稹、韩愈之贬也相类似。[size=10.5pt]元和五年（810年），[size=10.5pt]元稹因得罪宦官，以监察御史贬江陵府（今湖北荆州）士曹参军，九年从军征寇转唐州（今河南唐河县）从事，十年（815年）正月遇赦，自唐州还，月末抵长安，三月二十五日诏贬通州（今四川达州）司马，与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贬远州几乎是同时，停留长安时间也极短暂，但其境遇之凄惨，则比刘、柳有过之而无不及。 (水石连州NO.1431)
　　[size=10.5pt]元稹自云：“元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予司马通州。二十九日，与白居易于鄠东蒲池村别，各赋一绝。诗曰：今朝相送自同游，酒语诗情替别愁。忽到沣西总回去，一身骑马向通州2。” (水石连州NO.1431)
　　[size=10.5pt]元、白情同手足，两人诗情酒意，通宵达旦，不忍卒离，翌日一早，白乐天复赠诗云： (水石连州NO.1431)
　　[size=10.5pt]“城西三月三十日，别友辞春两恨多。帝里却归犹寂寞，通州独去又如何3？” (水石连州NO.1431)
　　[size=10.5pt]由于白居易与元稹均是诗才盖世这样一类人物，他们唱和的作品得以世代流传下来，这真是一段难道的记录了准确时间的史实！“元稹赴通州，三月二十九日自长安首途，居易等人相送至沣水桥蒲池村，依依不舍，至次日分别，居易等返回长安城。白居易诗：‘蒲池村里匆匆别，沣水桥边兀兀回。行到城门残酒醒，万重离恨一时来。’乃自远及近之倒写手法，为研究元、白此次分别日期提供极有用之资料4。”由此可看出，元稹贬司马之任，从三月二十五日受命至二十九，出京前用了5天时间做出行前的准备，离京当日还有白居易等一群友人通霄达旦远送伴行。州司马尚且如此，这种情形，比之当月稍早几天出行的刺史刘禹锡，当应异曲同工。前述刘禹锡出京赴任时，不像早年韩愈那样被驱赶羞辱，在这里也可以得到佐证。 (水石连州NO.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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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白居易《刘白唱和集序》 (水石连州NO.1431)
　　2、元稹《酬乐天东南行一百韵序》 (水石连州NO.1431)
　　3、白居易《城西别元九》，见《全唐诗》卷八八二 (水石连州NO.1431)
　　4、朱金城《白居易与元稹交游考》[size=10.5pt] (水石连州NO.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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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10.5pt]（八）、刘禹锡三月二十二日离京赴任 (水石连州NO.1431)
　　[size=10.5pt]唐代贬官制度的运作，控制在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之下，在朝廷政治清平时，对贬官的处置较为宽松，“长寿三年（694年）五月三日敕，贬降官并令于朝堂谢，仍容三五日装束1”。当朝廷各种政治势力斗争剧烈时，[size=10.5pt]社会环境纷乱复杂，[size=10.5pt]对贬官的管制措施则显得严厉有加：“天宝五载（746年）七月六日敕，应流贬之人，皆负谴罪，如闻在路多作逗留，郡县阿容许其停滞。自今以后，左降官量情状稍重者，日驰十驿以上赴任2”。日驰十驿，恐怕跑不死马，也会颠死人了，实际上就是一种人身迫害。常有贬官命殒一线，如前述“永贞革新”之王叔文及王[size=10.5pt]伾[size=10.5pt]，都是在不到一年时间，被赐死或病死的。 (水石连州NO.1431)
　　[size=10.5pt]韩愈之不幸，在于他两次被贬，都贬得不是时候。贬阳山县令，发生在贞元十九年（803年），白居易说当时是一种“人家不敢欢宴，朝士不敢过从3”的社会状况，正处在朝廷各种政治势力角逐最激烈的时期，可以说是恶人当道，好人自危。他第二次被贬潮州，又恰逢元和未（819年）宪宗被宦官所弑前夕这一动荡时段，所以才有[size=10.5pt]“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僶俛不回顾，行行诣连州。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size=10.5pt]4[size=10.5pt]”[size=10.5pt]、[size=10.5pt]“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5”这样的历史重演。 (水石连州NO.1431)
　　[size=10.5pt]刘禹锡永贞元年(805年)初贬，景况也不太好，同样行色匆匆，征还京师时他在友人面前还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前者匆匆襆被行，十年憔悴到京城6。”毕竟是出任刺史，没有韩愈那般惨烈，但可以看出离京时不是那么从从容容。刘禹锡再贬连州发生在元和中，唐宪宗已执政十年之时，政治局面相对稳定，[size=10.5pt]特别是宪宗网罗了一大批有作为的知识分子，有时还善于听取和吸纳不同的意见，沿用“永贞革新”的一些做法，实行削藩及改革朝弊，对曾反对过自己的刘禹锡等“永贞党人”已经有一定的宽容。[size=10.5pt]这就是韩愈与刘禹锡离开京城时的“待遇”根本不同的社会原因。前述杨凭为罪臣，与流人同，则不在比较之例了。 (水石连州NO.1431)
　　[size=10.5pt]综上所述，特别是参考元稹贬通州时所记载的确切出行日期，我认为连州刺史刘禹锡离开长安时，是相当从容的，不但可以与亲朋道别，还有足够的时间安排家属随后同行。以三月十七日改授连州计，用5天时间收拾准备，则可推断其离开长安，最早当在元和十年（815年）三月二十二日。 (水石连州NO.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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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10.5pt]———— (水石连州NO.1431)
　　1、《唐会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 (水石连州NO.1431)
　　2、《唐会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 (水石连州NO.1431)
　　3、《白居易集》卷六十《论左降独孤朗等状》 (水石连州NO.1431)
　　4、韩愈《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 (水石连州NO.1431)
　　5、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水石连州NO.1431)
　　6、刘禹锡《征还京师见旧番官冯叔达》 (水石连州NO.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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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五、路漫漫兮刺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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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10.5pt]（一）、贬官之路 (水石连州NO.1431)
　　[size=10.5pt]掌握了刘禹锡的出行日期，再估算从长安到连州行程所需要的时间，可为推断其到达连州的确切月份，提供可信的证据。这一方面，至少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行走的路线，二是影响行程的客观环境。 (水石连州NO.1431)
　　[size=10.5pt]先说行走路线。我国古代在秦朝时已开拓了从长安至各地的官道——驿道，并有专人维护及驻守，以便传递信息及方便官员往来。唐代岭南勾通都城长安，从广州溯北江，折入洭水（今连江），经连州越骑田岭，再北上郴、潭，过洞庭湖，走荆、襄、跨商山，入长安，全程4555里，是捷径之一1。反过来，由长安到连州，就没有必要转走其它弯路。连州虽在岭南，历代曾交相隶属荆州、长沙、番禺三府，行政管辖多有变动，但在中晚唐时，仍由设在潭州（今湖南长沙）的湖南观察使管辖2。所以，前述殷尧藩赠刘禹锡送别诗，可能对连州的地理方位不太熟悉，以至造成后人对此诗真伪之误解。 (水石连州NO.1431)
　　[size=10.5pt]贞元十九年（803年）十二月，韩愈以监察御史贬连州所属之阳山县令3，在连州盘桓时，与州司户参军王仲舒（字弘中4）及僧人元惠、皇甫灵闲游，写下了著名的《燕喜亭记》，详细记载了王仲舒从长安到连州的行走路线：“弘中自吏部郎贬秩而来，次其道途所经，自蓝田入商洛，涉淅湍，临汉水，升岘首以望方城；出荆门，下岷江，过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逾岭”，然后到达连州。这条路，从长安到淅水为陆路，然后乘船顺汉江南下，经长江，入洞庭湖，逆行湘江，到衡州（今湖南衡阳）上岸之后,又是陆路驿道。韩愈赴阳山县任、刘禹锡赴连州任，均行走此道，所以韩愈所记录的行走路线是真实可信的，这是[size=10.5pt]毋庸置疑的长安至连州行旅路线图。 (水石连州NO.1431)
　　[size=10.5pt]其实，十年前刘禹锡首贬连州刺史，这条路已经走过一半。“予之获谴（遣）于阙下，背商颜，趋昭丘5”，即越过秦岭，谒楚昭王墓（在今湖北当阳市），已趋荆南之野。至江陵（今湖北荆州），诏追再贬，半途而废，转往朗州（今湖南常德）任司马去也。 (水石连州NO.1431)
　　[size=10.5pt]唐代以降，贬官之所多为湘粤荒蛮之地，因此，上述行走路线称之为“贬官之路”，并不为过。 (水石连州NO.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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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10.5pt]———— (水石连州NO.1431)
　　1、《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4月版 (水石连州NO.1431)
　　2、《旧唐书》卷四十四·地理三：湖南观察使，治潭州，管潭、衡、郴、连、道、永、邵等州。 (水石连州NO.1431)
　　3、《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四·列传卷第一百一十》 (水石连州NO.1431)
　　4、韩愈《故江南西道观察使赠左散骑常侍太原王公墓志铭》 (水石连州NO.1431)
　　5、刘禹锡《伤我马词》 (水石连州NO.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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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10.5pt]（二）、诏书传递与朝官出行 (水石连州NO.1431)
　　[size=10.5pt]《旧唐书》载：“隋熙平郡，武德四年（621年），平萧铣，置连州。在京师（长安）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至东都（洛阳）三千四百五里1”。又《永乐大典·寰宇志》载：“（连州）西北至长安三千六百五十里”，这两组数字稍有相差，多为研究者引用。《刘禹锡连州诗文笺注》则有一说：“唐时，连州距上都长安3415里2”，此与唐史所记相差250里，与连州去东都之里程则较合，姑引于此作对照，存疑。 (水石连州NO.1431)
　　[size=10.5pt]元和十三年（818年）正月初一，宪宗因上年冬平蔡州事，大赦天下，刘禹锡于当月二十九日向朝廷呈《贺赦表》和《贺赦笺》，可知诏书从长安传抵连州，用了29天，按3665里计，平均日驰126里。十四年（819年）二月，传递平复淄青的制书3，用了38天，日均传递96里。前者事关地方主要官员的人事任命，后者则是通报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公文传递的紧急程度似有区别。驿官风雨无阻、马不停蹄传递朝廷诏书，行进的速度有一定之规，中途是不会有过多停顿的。而官员上任，基本是晓行夜宿，途中还会有拜谒地方主政官员、躲避恶劣天气、医治疾病、观赏风景名胜、凭吊古迹等活动，因此行进的速度显然要慢得多。韩愈贬阳山令，十二月被赶出京，过了连州之后，已是“南方二月半4”，直到下旬才抵达阳山，路途近三个月；刘禹锡身为级别较高的朝官，轻松出行，其滞留路上的时间更多，则应无置疑。以其三月二十二日出长安计，如果五月十一日抵达连州，路上的时间仅为50天，日行平均超过73里，不仅于情理不合，按当时的客观条件去考察，这种行进速度也是不可能的。此为篇首所疑刘禹锡五月抵连缘由之二也。 (水石连州NO.1431)
　　[size=10.5pt]（三）、刘禹锡与韩愈江陵之会 (水石连州NO.1431)
　　[size=10.5pt]再说影响行程的客观因素。古代官员正常出行，不论是策马、坐轿还是使用舟楫，住宿或者夜行，行程快慢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刘禹锡是深知其中三味的，他曾说：“若知操舟乎？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5”而出行时的季节、天气、交通工具、伤病、途中参与的各种社交活动等客观原因，也会影响到达目的地的时间。由于年代久远，刘禹锡途中所遇已不可重复，我们唯有从其作品中寻找相关信息，以便看看有哪些原因会影响他出行的速度。 (水石连州NO.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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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旧唐书》卷四十四·连州 (水石连州NO.1431)
　　2、陈听环、谭力行《刘禹锡连州诗文笺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水石连州NO.1431)
　　3、刘禹锡《贺平淄青表》 (水石连州NO.1431)
　　4、韩愈《同冠峡 贞元十九年贬阳山后作》，诗注应为后编诗集时所加，为读者解地名“同冠峡”之惑也。 (水石连州NO.1431)
　　5、刘禹锡《天论中》 (水石连州NO.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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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10.5pt]这还要从刘禹锡首度出贬说起。永贞元年（805年）冬，刘禹锡抵朗州后，给当朝宰相杜佑写了一封的信，提到了在江陵（今湖北荆州）见到韩愈，说：[size=10.5pt]“会友人江陵法曹掾韩愈以不幸相悲1”[size=10.5pt]，即韩愈对刘禹锡的遭遇给予极大的同情。刘禹锡、柳宗元、韩愈同在监察御史时才名高挂，既是同事，又是文友，他们的交往，值得用长文详述。有意思的是，除了在御史台同事的一段时间，他们此后就一直失去了共事的机会，除了书信往来，难得见上一面。 (水石连州NO.1431)
　　[size=10.5pt]韩愈贬阳山令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永贞元年（805年）正月二十六日，顺宗登基，韩愈按例得到大赦，春末离任所北上，但为权臣所阻，无奈在郴州阻滞三个多月。不过这个闲居的机会，促使他有时间完成了史称“五原2”的5篇政论性文章，奠定了他在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军地位，被后世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是年初冬，韩愈得到量移江陵法曹的任命，在任所见到了道贬朗州司马的刘禹锡。既为东道，韩愈热情有加，“今朝会荆峦，斗酒相宴喜3”，一醉方休。席间自然谈论朝中诸事，虽时过境迁，亦同病相怜，故韩愈为刘禹锡打抱不平，给予道义上的[size=10.5pt]同情[size=10.5pt]，这些情形，刘禹锡在《上杜司徒书》里有详细的记叙。 (水石连州NO.1431)
　　[size=10.5pt]就是这一次偶遇，不但给两位诗人的个人关系，为后人留下了一桩公案，还为刘禹锡的长江之北的行程，留下了一个令人百思不解的巨大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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