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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有兴趣的网友也可以从中了解连阳的那段历史,特别是连阳解放史,以及影响这段历史的一些人物事件。
[按语:《话说连阳》说什么?每当这时候我总想说说我的父亲,说说这位为连阳解放史中传奇式的人物。在连阳解放史中,反面人物李楚瀛曾一度家喻户晓,他的故事与我父亲的直接联系,曾经也被人淡忘。历史终究是历史,连阳的山水可以作证。父亲朱祥辉,原名土良,1930—2003,连南马安人,一生坎坷而传奇,一生奋斗而乐观,是我的学习的楷模。父亲以其丰富的阅历与思考,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回忆录,从字里行间洋溢出他对故乡的眷恋与热爱,闪耀着他对那刻骨铭心历史事件的深刻感悟,对我是十分有益的启迪,今天细细读来更加感觉父亲的伟大。春天又到,在缅怀父亲之时,我想把父亲的回忆录全部上传到水石网,以表示对父亲的崇高敬意与永远的怀念。同时,有兴趣的网友也可以从中了解连阳的那段历史,特别是连阳解放史,以及影响这段历史的一些人物事件。过去,我曾陆续在水石网发表过父亲回忆录的片段,我想,朋友们有兴趣的话,我将陆续全集发表。谢谢各位朋友!]
(水石连州NO.1055) ————————————————————————————————————————————————
(水石连州NO.1055) 我 的 经 历
(水石连州NO.1055)
(水石连州NO.1055) 序
(水石连州NO.1055) 春夏秋冬,走过四季都是诗;天地之间,人生百味皆成文。
(水石连州NO.1055) 记忆是一种美,清贫是一种美,寂静是一种美,纯朴是一种美,
(水石连州NO.1055) 月是故乡明,月是故乡圆
(水石连州NO.1055) 感悟也是一种美,它是对生活的提炼,把最美好的一页留在记忆中。对自然的感悟,就是阅读自然赐予的符号;对民风的感悟,就是重温历史。
(水石连州NO.1055) 一个人从有记忆的时候开始,便对身边的一草一木有所感悟,情感加美景,将是你永远不忘,不管你走到哪里,这种美的记忆总伴随你。岁月流逝,你不会觉得记忆无味,而会象品尝陈年老酒,使你回味无穷,乐不舍怀。
(水石连州NO.1055) 人对生活的追求与寻找,不仅仅未来,也包括过去。昔日的清贫会让你感到今天的幸福,进而憧憬明天的美好。富而思源,祖国之源,故乡之源,自身之源
(水石连州NO.1055)
(水石连州NO.1055) 前 言
(水石连州NO.1055) 我写这本书《经历》,主要是回忆我的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生活、工作的经历。时光匆匆而过、弹指一挥间,岁月的车轮已过了六十六个春秋,我经过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朝代。新旧社会两重天,一个苦来一个甜。我对党和毛主席怀有特殊的阶级感情。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经历五十周年,在这个大喜大庆的日子里,怎不使我想起我一生一世?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我。养我是娘,育我是党。回顾我的过去,旧社会到处乌云一般黑,天下穷人受压迫,日出日落,沧海横流,我的过去,斑斑血泪,满目疮痍。百年来朱家弟子血盖冰封、黑暗无光。以我经历,昔日:
(水石连州NO.1055) 日出晒太阳,夜宿烂庙堂;
(水石连州NO.1055) 走遍千村寨,食过万家粮。
(水石连州NO.1055)
(水石连州NO.1055) 路漫漫、夜茫茫,灾难沉重的苦难岁月里,我饱受着民族压迫、饥饿、兵灾、逃患、病魔瘟疫的摧残,长期浸泡在水深火热之中。走过昨天的历史,也许是家贫煎熬和压迫,也许是从小受残酷社会环境的熏染,不甘忍受命运捉弄的倔强性格的驱使,突发奇想闯世界,最后我终于走出苦难童年,冒着生命危险寻找光明,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参加粤、桂、湘纵队游击队,直至解放军、志愿军。一九五七年五月转业回县,在铁厂当工人,寨岗、南岗、三江公社当武装部长,三江公社副书记、革委会主任,粮食局、工商局当股长,至一九九二年四月一日离休,就在这段光荣历史中,我光荣入团、入党。
(水石连州NO.1055)
(水石连州NO.1055) 一、苦难童年
(水石连州NO.1055) 日出晒太阳,夜宿烂庙堂;
(水石连州NO.1055) 走遍千村寨,食过万家粮。
(水石连州NO.1055) 这就是我少年时代的真实写照,我就是这样度过我的童年和少年。想起我的童年和少年,真比黄连还要苦。我四岁无父,八岁无母,从小就失去母爱,孤苦零仃地过着孤儿生活。想过去,看今天的儿童、少年的生活,真是无可比拟。过去之所以苦,是旧社会的被压迫、受剥削带来的苦。现在之所以甜,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社会主义优越给予的好生活。我能有今天,也是党和国家给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更没有我。我能有今天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把我从旧社会的牢笼里救出来,从此后我盼到了红旗,看到了太阳——毛主席、共产党!至于我有今天,除了有党的教育培养外,更是与部队首长和地方政府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分不开的,我的一切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我从一个孤儿苦童,成为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全靠毛主席、共产党,我永远不忘共产党给我的温暖和恩情。
(水石连州NO.1055)
(水石连州NO.1055) 回忆我过去的苦,更知我今日的幸福,我常常以此鼓舞我的战斗、工作、学习和生活,常常以此对照自己,更增添我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信心,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为党的远大目标和国家建设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坚信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因为是党把我从旧社会的苦海中拯救出来,并把我培养成人的。几十年来,我在党的方针的指引下,当兵、扛枪、打仗,南征北战,抗美援朝,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党的阳光雨露哺育下,我在鲜红的旗帜下宣誓入团、入党。退出现役后,党又委托肩负地方保卫者——地方人民武装,握紧枪杆子,掌过印把子,干一行、爱一行,不管在军队,在地方,当战士,当干部,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都出色地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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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连州NO.1055) 人人都是父母生,都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在母亲的怀抱里养育成人,享尽父母的慈爱恩育成长,到了七、八岁背着书包高高兴兴求知识上学堂,成为有用之才,这就是人生的幼年、少年、青年,继而成人、成家立业,这是做人的基本权利。而我呢,从小失去父母,不但未曾享受母爱,连一般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做人基本初识都未得到教育。在温饱都无法保证的家庭条件下,为了糊口,我才七岁就从家出走,帮人看牛、做粉、挑担、做苦工,一直至十三岁。为什么同是人,而我不能享受到做人的平等生活呢?现在看来才明白,旧社会到处乌云一片黑,天下穷人受压迫,这并不是家父无能,而是社会制度不平等带来的灾难,旧社会富的越富,穷的就越穷。卖儿卖女,被迫顶租、顶债。
(水石连州NO.1055) 据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一九三七年十月,我的生父朱记友在乐昌坪石铁路做工时,就与一起在铁道上做工的几个人被***抓“壮丁”,当晚有三个人逃跑,当即被***哨兵开枪打死二个,其中一名是班炳。自生父被抓壮丁后,一直没有回来,也没有信息。这时家中只有母亲曾顶妹,弟弟火旺还不到一岁。在万恶的旧社会里,一个没有实力经济的家庭主妇,还要养活二个年幼儿子,不知捱尽多少苦,家母由于家贫痨疾于一九四一年五月病故,终年三十二岁,当时我八岁、弟弟火旺才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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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连州NO.1055) 当母病故后,兄弟俩各奔西东,好不容易寻找有一个同情我们的好人家,我在一姓邓老人家收留下,暂时站住脚。我虽年小不懂事,但我别无选择,只是为日求三餐,夜求一宿,我帮邓家看牛、割牛草、打柴、拾粪,样样活都有头有尾地做好,很受俩位老人的喜爱。但是日子不久,由于当时乡下许多牛生病,邓家一头好牛牯也死了。牛死了,我也失业了。于是,我独自走路六十华里遥远的地方,在曾金彩家做工,当时我已经是十一岁,个子长得高,手脚灵活,整天蹦蹦跳跳,又爱好接触老人、中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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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连州NO.1055) 因此我在曾家做粉,打柴担水,担粉上街买,什么工作都做得好开心,深受曾家大、细婆的喜爱,做新衣给我,做鞋给我穿,还有时上街带回食品给我吃,特别是曾的大婆,姓冯,我把她当作亲生母亲,叫她冯婶。一九五九年冬,我到连县开三级干部会议,在参加会议代表中,去打听,去寻找,当会议结束后,我和九陂参加开会的代表,一同去寻找到冯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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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连州NO.1055) 这是我从部队回到连南后第一次探望她,冯婶看到我,当时不知所措,因为我离开她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也长大了,腰间背着手枪,她看到我时,心情很紧张似的,把我全身打探了一下,我很激动,差点流下热泪。我叫她冯婶,她愕然回话,“你是哪个人啊?”我说:“你看看我是哪个”。她老是带着怕的心情,把我看了又看,问了又问,我说:“冯婶你真的不认识我啦,我是土良啊。”她一听便热泪盈眶说:“土良,你好福气啊。自你出去参加游击队已经十二三年了,你那时还是十二、三岁细佬哥,现在长得又高又大,我真认不出来了。”这次我给她买件冷衫、一对胶鞋,带上二斤腊肉和一些水果送给她。因为事先我向到会的代表了解冯婶的情况,她离了婚,无子无女回娘家去了,而曾金彩、曾瑶兄弟俩后来也相继参加了游击队。曾金彩解放后回乡当农会会长,曾瑶也在连县公安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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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连州NO.1055) 冯婶自离婚后一直住在娘家再也没有再婚,因为年有五十出头。我出三江公社工作后,一九七O年我去九陂时冯婶已经离开了人间,从那以后我再也未曾去过九陂冯婶住的地方了。我在参加游击队前,我不仅在九陂做过工,也不是冯婶一个对我好,我还为阳山黎埠鱼步村,连县村大比墩,连南的三江、龙口,连县的西江、白石门、风冲等村和人放牛、做工。不过冯婶对我是最好、最爱的。因为我是在那里参加游击队的,因此印象较深。就在这山区有地下党员邓赞、文超、杨青山等人在这附近山村活动,更因为我从小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人不怕、鬼不怕的性格,对这些人虽然看不到,但也听到有人说,共产党好,游击队好,因而我总想出去闯世界,参加游击队,果然最后还是实现我的理想和愿望。在此搁笔先不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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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连州NO.1055) 话归原传,忆童年,道童年。我在旧社会所以不能享受温暖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于社会不公、家人无能,这两者都存在着。古云:“三岁无娘跟亚哥,四岁无父跟叔婆”。可是我从小不但无父母,就是同姓氏的亲人都没有,我虽然不是孤苦零仃独生子,我娘生下我兄弟俩,我只是八岁无依无靠的苦童,在“叫天叫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客观条件下,就是家有万贯,在那万恶的旧社会、食人的社会也无法生存。因此,我和弟弟各奔东西,为了糊口,**夜兼程,讨饭、打工,苦苦度过五年。现在回忆起来,我熬过艰苦的五年,全靠像冯婶、桂嫂这样的好人。但也靠自己争气,出于勤奋,从苦寻甜。在那时一天等于一年,日日夜夜盼天明,在黑暗中盼光明的理想激励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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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连州NO.1055) 我在旧社会所以不能享受做人的起码条件,是因为没有公平的社会,不是家人无能。我成人后我听到乡中人传说,在那时朱家有地有田,腰缠万贯的祖父从外洋回唐山,还请人帮工、掌柜,做生意、买田地、做房子,我家曾有由穷到富,又由富变穷的短暂阶段。为什么后来又变穷呢,很明显就是没有和现在这样优越社会制度,也没有维护家业继承人。据说,自祖父朱石金第一次从马来西亚回国,带回的钱,买田十亩,旱地九亩,树山五十亩,做屋一座,请人代购销牛贩生意,卷烟开始生意兴隆,事业日新,家产家业逐步扩大。但好景不长,由于祖业没有强力的实业家,加上是华侨未能扎稳脚,当地地主、天星、广隆、永康互相勾结,实施明抢暗夺,致使家业破产,带着家人出走,只有父母继承少量的水田和旱地,祖父再次出国度生。由于家产衰退,家人各奔前程,我的生父朱记友就是祖父母离家出国的第二年就被迫回老家乐昌铁路,重操旧业,在坪石铁路做工时,被***抓壮丁后下落不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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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连州NO.1055) 父亲一去两年全无音信,家中只有母亲带着我兄弟二人。在旧社会只有母亲在家独撑的情况下,生活何等难啊。那时候我才六岁,祖父遗留下的田、地只有四块,房屋一座,并有零星树木,但由于有屋无人住,有田地无人耕,当时除我兄弟、母亲三人,和留下外地原二位夫妇卷烟为业继续留住外,别无其他亲人住下,使整座大屋冷冷清清。家里的耕耘,人力不足,只在农忙季节,托人叫来住在乐昌的朱章发(叔父)前来代耕,在那时由于没有公路,叔父只好背上行李、食物步行,而且有时带来麻烦,路上土匪、恶霸横行霸道,搞得不好还会性命危险和被抢、抓夫做苦役等不安。这样一来一往,住的食的也是很难的事,深山老林常有虎豹出没,这都是因为穷人,家贫迫出来的,叫做无所奈何,为了我母子三人的生活,叔父章发不知走了多少路,吃尽千辛万苦,一年二造水稻收割,好不容易只收获十来担稻谷和杂粮,勉强度过饥寒交迫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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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连州NO.1055) 一九四一年农历五月,在青黄不接的饥荒月,母亲因病无钱医病故。在母亲病故时,我由于在外和人家牧牛不在家,当我得知母亲病故消息,我心情难过极了,真是“晴天霹雳天地动,母亲得病去无从,闻此初欲放声哭,母亲恩爱深无穷”。当天我赶回家时,母亲遗体已放在家屋上厅左侧地上,一卷烂席,遗体上一张破被盖上,脸部盖上一张元宝纸。我跪在遗体前哭着,把元宝纸揭开,可怜母亲两眼发直瞪着,嘴巴半开,身穿上破粗布衫袄,我跪在母亲遗体侧傍足足有一个时辰,看到母亲鼻孔、嘴上和耳旁爬着不可数清小蚂蚁,看到此情此景,我一边哭着一边替母亲捉蚂蚁。我想母亲年纪轻轻离开人世(母亲病故时年仅三十二岁),她虽然在生时不能养活我们兄弟俩,这我不怨母亲无能,我恨旧社会给穷人带来的灾难,自母亲病故后,由章发叔亲自料理后事。把仅留下来二亩水田和一些旱地也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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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连州NO.1055) 我当时还小不懂事,我对叔父说:亚公留下的仅仅是几块田不要卖,要是亚公亚婆从外洋回来会骂的。叔父对我兄弟俩说:土良、火旺不卖哪有钱、粮还人家。后来我听人家说:自母亲死后借了地主白银、大洋,是当即押青苗田给地主的。就仅有二亩田除了借用还债外,所剩下的无几个银元。就连章发叔回乐昌的路费还不够。最后剩下三块地。除了一块埋葬母亲其余二块地都被地主明抢暗要强占了。母亲死了田地也没有了,只有一座房屋,后来也被地主强占用作榨糖、做牛栏了。好好一栋房只住了不足十年就白白被地主强占了。人死家败,这就是旧社会给了我家大灾难。自此我就流落他乡,过着有家不能归的苦童生涯。母亲过身后我虽然在外地找到落户的地方,和人牧牛一日三餐有得饱,但时时还惦念着母亲养育之恩,母亲在世时虽是家穷,就感到满足,有了妈妈衣烂有妈补,有病有妈妈照理,这是当儿的我已是人生最快乐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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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连州NO.1055) 由于我从小就很少享受父母的慈爱,对一个苦童的我来说是苦、是乐在过去是不知道的。我还记得当母亲死了,我的弟弟火旺还与母亲同床好睡直至第二天中午,还是一位母亲生前好友福婶赶圩路过家门,在窗上叫:“庚嫂、庚嫂”,无人作声,往里一看,一只手吊在床边,只看到弟弟听到人声,才慢慢地爬起来打开门一看,哎呀一声惊叫,母亲死了,弟弟才放声大哭(因我母亲病故时我在外地做工,这些都是人讲当时的惨景,我的回忆)。由于弟弟火旺年幼、母亲病重生活不能自理,经济贫困,不但缺医少药,就是一日三餐也难以维持。在旧社会青黄不接的灾难面前,穷人到处无路可走,真是度日如年。在厨房放的起泡的稀饭不知过了多少天,弟弟也不知是怎样度日,相信母亲死前三、四天米粒都无入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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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连州NO.1055) 母亲死后,好得邻居好友帮办了后事。发叔把仅有的三块田未收的初谷青苗田卖给地主,勉强还和母亲买了副棺木,葬于珠螺石自己的旱地中上侧。(据说这块地是母亲生前都与人说过,死后都要埋在自己地方,别占人家地,为此知情的福婶后来就选地在自家仅有土地上)。由于解放后此地建了工厂,至今仍未找到基迹转葬,这不是儿子不孝,而是旧社会给我带来的恶果。谁不想亲人长寿得福,可就是因为家贫,无法使我的母亲活到现在享清福。我还记得当我六岁时母亲给我唱支童谣:“小狗哥快长大,长大以后好气派,有钱有地有书读,让娘享福把孙带”。现在看来此诗歌含意让我长大以后,有家、有钱过好日子,也盼有享福度晚年的祈望,真可惜母亲的性命就那么短暂啊,如果母亲长寿至今那有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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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连州NO.1055) 母亲在世时,特别喜爱我,也许是兄长,较懂事,又听话,常常抱着我唱童谣,有好食的总是先给我,可是自从母亲病故后,我已是苦得连衣服都穿不上的苦孩子,但我知道总不能在家打光棍,我得到母亲的许可,在对村寨曾佛遴、罗观兰家看牛寻饭食。虽离母亲不远,因年小无能为力,不能给母亲找点食的。后来我离开母亲,到更远的阳山、连县去和人家牧牛、做粉,有一年冬天在阳山鱼铺苏家做童工,苏家虽是家穷,但她心眼好,得知我家有母亲、弟弟,生活困难,她用黑布袋装好三四十斤旱粉丝要我担回家去给母、弟度日。当我担回家时,母亲正在朱屋码头洗衣服,她看我担上几十斤东西担子,赶上码头抢过担子,边说边流着热泪说:“土良,娘好不容易养大你,让你吃苦到外地做工,不但自己寻到三餐食,还担回东西转来养娘、弟弟,这算是娘得到你的福力啊,你还小,不要担得过重搞坏身子啊。”我听到母亲说话,我感到母爱的伟大,母亲的慈祥,我认为做儿子能在为母亲做些有益的事情,那是天份,虽说自己还小做不了大事,我想如果我长大为妈妈享福,就是做牛做马也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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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连州NO.1055) 妈妈不单说几句爱心的话,我听后也不知道何因,哭了起来,泪水、口水直往下洒,怪不得后来有人传说:“土良真是穷苦出身,家穷出骨,从小无父母,也无亲人,无依无靠能活下来真不简单。”其实也是我生来就不识父亲何样,也缺少母爱,从小自奔他乡,自寻自食的穷苦出身度过我的幼年和少年,现在还可数走遍整个广东地方,连阳地区讨食、牧牛、做工,好不容易度难到十三岁那年。苦去甘来,我经历五、六年奔跑他乡,不但找到食,而且更锻炼自己少年的人格、胆量,促使我寻找生活出路,为我寻求光明,走向革命打下思想基础。一九四八年夏季我光荣参加党领导下的麦永坚游击队。当初我参加游击队是这样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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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连州NO.1055) 一九四八年正是到处兵荒马乱之年,当时我在大庙脚曾金彩家做米粉。邓赞伯年约四十出头,他对人和气,他对我爱子如亲,表面他是一个十足的庄稼人,他本是本村田心寨人,家有兄弟、母亲、叔伯、妻儿,我常到他家,他亦常与我一起牧牛、砍柴、割牛草,他喜欢与男青年接近,并好与放牛娃娃玩耍,对人态度和好,而且他还能来二套拳术和讲外地语言,会说会讲古,唱几句方言歌,如说些:“单身汉来吾知天,不想做来只知玩,三日无食无知饿,想做生意无本钱,想读私书不用功,总想骑马当大官”等,与我这个单身汉同玩同笑。但又有时爱独自一人在想事,或者好单独一人找人在一起谈话扯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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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连州NO.1055) 一天我在山后牧牛,我正准备赶牛回舍,我与邓伯在一起路过小山松林山坑时,前面小路来了一位中年男子,看上去男子年仅二十五、六岁,衣着整齐,手持锄头,身背雨帽,脚穿旱草鞋急速从田间土坡小路走来,邓故意要我先赶牛回家,就与那位男子蹲下在谈话,交头接耳细语。我起初不明白他们搞什么活动,以后习惯了,我得知他们常在一起碰头细语谈话,看去严肃样子,生面人总是不易接近。有次我看见他们又碰头谈话,我有意识接近他们,可被他们发现谈话断了,没有话题,更使我警觉他们不寻常,奇怪行为使我注意。内心想,莫非邓伯真是游击队?我对他产生浓厚的好感,以后我们更加接近他,甚至晚上睡觉我都到田心寨他家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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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连州NO.1055) 有一天日落西斜,天色阵阵变黑,我正背禾杆垫牛栏,我突然又看见前天在田洞走来的那位男子汉,在墙角和邓伯交头接耳细谈,他俩也知道我正在垫牛栏,也没有避开我,又没叫我离开,于是我就有意放慢垫牛栏的活,特意侧耳听他们交谈。可听不到,我大胆地向他们走去,有意向他俩借火柴起火熏蚊。我接近他们时听到那位男子说了一句,开会——组织等,我问邓伯:开会开会是开什么会?我大胆地问,邓伯对我说:“不要多事,开什么会有你份,不要乱说”。于是我想我猜中了七分,定是游击队。因为当时在村中民众中有传出共产党来了,游击队来了,为穷人出头,打倒地主分田地。当我听到邓伯与那男子 说要开会,我只是想肯定是共产党来了。于是我一不作声,二不走远,在侧耳听他们讲什么。他俩也不叫我走,也许是邓伯也想带我去游击队,因为我与那男子多次见面,虽不知他姓和名,但是我们已多次同食过饭和玩耍,我离他俩讲话的地方只有五米远的地方,他们讲的话虽然不全听清楚,但侧身细听还听到部分大意,时约十多分钟时,从村边走来了二个人,后面从远而近又来了三人(其中一人还是我相识的女青年,现忘了她的真实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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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连州NO.1055) 时间约是晚间七点,有八、九个人就在我放牛栏屋边开会,还要我铺禾草给他们坐着,他虽未叫我参加那次会议,也未叫我离开,就这样我自觉不自觉地第一次参加由游击队召开的串连会议。会上有邓伯和外来男子讲话,大意是讲:“西江老区游击队不断出击打击敌人,各地游击队四出活动,严惩霸匪、乡丁、汉奸,发展革命力量,巩固老区成果,巩固革命胜利果实,迎接南下大军解放南方。”我听后全部理解共产党、游击队真来了,我从内心感到高兴,我早就听说,游击队是专打地主联防,打***匪兵的,因此我心中想参加游击队愿望快实现,我一定要求参加游击队去。但是又怕自己年小不要我,一时还不敢理直气壮提出来,怎么办?我听着他们在开会,在我心中万分着急时,邓伯走进牛栏小便,对我说:“小朱,你这么晚了还不回去?”我说:“听你讲故事,牛栏还没垫好呢,你看垫牛栏的草你们还坐着呢。”邓伯笑笑说:“那你就等一等,可你千万不要说我们在这开会呀,要传出去会被杀头的啊。”邓伯看我的精神状态不好,对我说:“你回去吃饭,家人等你吃饭啦,我给你扎好牛草我们就走。”我听邓伯劝解,一怕被人知深,二怕这么晚不回去会被人发觉会有人来牛栏找我,因此我二话没说,听邓伯的话立即回家吃晚饭。吃过晚饭我急急三步当作两步走,向牛栏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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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连州NO.1055) 开会的几个人刚刚各散东西离开牛栏屋边。邓伯和那个男子还在铺牛草垫牛栏,那个男子走近我,对我说:“小兄弟,你姓什么?”我即回答来人的问话,其实他早知我的姓和名,然而邓伯小声向来人男子讲我的来历、身世,于是他赞我的顽强,并表扬我是穷人骨气,并对我说:“今晚我们几个人开会是为穷人争气,你刚才听到没有。”我假装没听到,不知道。外来男子还千叮嘱、万叮嘱要我不能说他们在开会,我立即站起来保证不说、不传今晚的事。他们俩才各分路离开牛栏这地方。第二天上午放牛出山时,邓伯细声细气地、慈祥的口气对我说:“你好好干,过两天有人带你去游击队。”我一听高兴极了,真说不出话,感动得流出眼泪,心里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穷孩子总算有了出头之日,害怕的是自认为自己年纪小,到部队后不知要不要我,所以一晚都未入睡。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去邓伯家找他,可邓伯不在家,门闩紧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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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连州NO.1055) 我不声不响地又跑回来。回到曾屋去担水蒸粉,东方发白,他们都出门做工了,就在这时侯邓伯突然从蒸粉厂后面出来急忙问:“朱仔,你昨夜是否去了我住地。”昨夜?我一听心紧说:“没有去,只是刚才去找你不在我才来担水”。邓伯又问:“奇怪!你没去过,我的门锁又反挂着”。这时我想了想说:“我刚才去找你时,门锁我动了动,是挂还是反挂着我就不知了。”邓伯听我说动了他的门锁,才心安下来。啊!原来是这样,邓伯出门都把门锁作号,凡是人动了他的门锁都找我问个清楚。邓伯问过我后安心静静地坐了一阵,冯满找来椒浆粉,邓伯静静食过粉后,不声不响离开粉厂,沿着小河边走了。这二天看到邓伯与外来男子总是活动有疑,我初次接触和看到他俩活动,我出于无知,再也不敢干扰他们的言行,默默记在心里。总觉得奇怪,邓伯门锁被移动,非要找到我?后来 我曾问邓伯才明白。情况是这样的过程,一是昨晚刚开完会他送同志出村,当晚没有回家门锁被动。二是当晚开会后不但送同志出村,还要到其他同志家去串连所以没有回家,当回到家后门锁又被人移动,因此一早来找我,因为我常常去他家玩至深夜,甚至同床睡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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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连州NO.1055) 门锁动了,以为有什么人找他,所以来问我弄个明白。门前放物作记为号,这是邓伯以往提防万一的一种预防措施。是啊,一个革命者,随时都有危险,预防失事须警惕,这是自保的重要保证。邓伯是抗战时期参党的老党员、地下交通员,在这一带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事还是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我和连南县委党史办莫锦泉同志去省委党校找李家林同志,李讲出来我才知道的。原来在连县九陂田心村的邓赞伯是地下党的交通员,在过去我只知道他是串连,发动穷人起来革命,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共产党。确实他在九陂大庙一带,做了不少有益于革命事业的事。我就是在他的帮助、教育下知道一些革命知识,还是他带我去麦永坚的游击队的。可惜的是,一九七三年夏天,我因与连南县粮食局方隆旺同志前去九陂办黄春花盗窃案件时,顺便去大庙脚田心村找邓伯时,听到人们说邓伯他已不在人世了,真可惜我与邓伯未能在解放后相会,细谈过去艰苦年代革命事。要是邓伯现在还健在呀,我们会有多少前事要说呀。就说我走出牢笼,走向光明,参加游击队时,当日所遇到如上刀山、过火海那么危险的过程,如此曲折的革命路,到了今天我还记得历历在目呢。搁下不谈,再看《走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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